欧亿注册近日，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法官Loretta Preska解封了涉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案的部分法院文件，使得本案相关信息再次甚嚣尘上。尤为引发瞩目的是文件内容提及的人员名单，科学家、教授学者、王室成员、总统、奥斯卡影帝影后等，每一个名字的出现都在挑拨大众的敏感神经。

　　出于一名刑辩律师的职业敏感性，我在公开网络检索了这份943页的解封文件，又耗费了些时日认真研读了绝大部分内容。实际上，该系列案件的相关材料在此前数年已陆续解封许多，2019年解封了多达2024页的案件材料，2020年、2021年和2022年也陆续解封了部分文件。Preska法官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大部分案件材料业已公开，才做出了本次的解封决定。

　　2005年3月，一名14岁女孩的家人报警称，其女在爱泼斯坦豪宅遭到猥亵。后经佛州棕榈滩警方调查，爱泼斯坦曾雇佣多名未成年女孩进行性按摩，豪宅内遍布未成年女性的裸体照片。2006年5月，棕榈滩警方签署文件，指控爱泼斯坦涉嫌多起与未成年人发生非法性行为等相关罪名。但该县最高检察官、州检察官Barry Krischer提请了特别程序——将本案交予大陪审团。

　　2006年7月，大陪审团只听取了一名控告者的指控，而后以一项教唆卖淫罪起诉爱泼斯坦，随后其被捕。这一相对较轻的指控引发了棕榈滩警方高层的注意，他们公开批评Krischer检察官并指责其可能徇私。随后，FBI开始对本案展开调查。

　　2007年，联邦检察官计划起诉爱泼斯坦。但在随后的一年中，爱泼斯坦的律师与时任佛州南区联邦检察官Alexander Acosta（后为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劳工部长）就一项帮助爱泼斯坦获得起诉豁免的认罪协议（NPA，non-negotiation agreement）进行了谈判。

　　2008年6月，爱泼斯坦承认了下列指控：一项教唆卖淫罪及一项教唆18岁以下儿童卖淫罪，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但根据上述认罪协议，爱泼斯坦及其“同党”享有免受联邦起诉的豁免权，且经过谈判协商，约定前述豁免条款向所有爱泼斯坦的受害者及公众保密。协议还允许其每周在棕榈滩办公室工作6天，晚上回到监狱。因此，爱泼斯坦最终仅在监狱服刑13个月。

　　前述Preska法官解封的943页文件，实为2015年VIRGINIA L.GIUFFRE（下文简称“VG”，原姓Roberts）诉GHISLAINE MAXWELL（以下简称“麦克斯韦”）诽谤案，并非爱泼斯坦作为被告的诉讼文件。也正因如此，麦克斯韦的律师在证人接受询问过程中，针对提及爱泼斯坦的问题几乎每次都要提出“Form and foundation”，即“（提问）形式异议，（案件）事实异议”。

　　原告VG是众多起诉爱泼斯坦性侵及的女性之一，被告麦克斯韦是爱泼斯坦女友，常年协助爱泼斯坦招募并性侵、虐待未成年女性。VG诉称，她迫于压力与爱泼斯坦的“同党”发生性关系，该群体包括但不限于英国王室Andrew王子、墨西哥州前州长Bill Richardso、前美国参议员George Mitchell以及亿万富翁Glenn Dubin。该案于2017年达成和解。

　　2018年，Miami Herald（《迈阿密先驱报》）的一名调查记者重新研究了爱泼斯坦案的处理方式，重点关注了前检察官Acosta的作为及认罪协议的作用。在确认了约80名遭受爱泼斯坦或其“同党”性侵害、的幸存者后发布报道，重新引起了公众及舆论的注意。

　　2019年，纽约联邦检察官确定，在本案中他们不受2008年爱泼斯坦与联邦签订的认罪协议中起诉豁免条款的约束。同年7月6日，爱泼斯坦在新泽西泰特伯勒机场因涉嫌与未成年人进行易及共谋与未成年人实施易被捕（“charged withsex trafficking of minorsand conspiracy to commit sex trafficking of minors”[1]），不得保释。几天后，Acosta辞去劳工部长职务。

　　8月10日，爱泼斯坦在狱中死亡，官方尸检认定系自杀，但其辩护律师坚称是谋杀。毕竟，在号称全世界“最安全”的监狱内，面对死前狱警不明就里的诡异换班、死后长时间无人发觉、监控适时损坏的“巧合”，出现“被安排”死亡的论调也似乎符合逻辑。

　　2020年7月2日，纽约联邦检察官指控爱泼斯坦前女友麦克斯韦帮助招募未成年受害者，并参与性侵。2021年12月29日，法院判处其五项罪名成立，一项罪名不成立：

　　2022年6月28日，麦克斯韦因与爱泼斯坦共同参与对多名未成年女孩进行性剥削和，而被判处240个月监禁[2]。

　　阿兰·德肖维茨（Alan M.Dershowitz），哈佛法学院终身教授，律师，犹太人。被誉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刑辩律师”“最杰出的人权捍卫者”，曾办理过辛普森案、五角大楼文件案、尼克松下野风波案、克林顿弹劾案、布什诉戈尔案。

　　在爱泼斯坦因涉嫌教唆卖淫罪被起诉时，便是德肖维茨与其辩护律师团促成了与联邦政府签署的帮助爱泼斯坦获得起诉豁免的认罪协议。正是因为该协议的存在，使得爱泼斯坦本人及其“同党”得以免于佛州南区法院起诉。同时，因该类广泛的豁免权一旦公开可能备受争议，德肖维茨（与爱泼斯坦的辩护团队一起）与政府约定将上述豁免条款向所有爱泼斯坦的受害者及公众保密，尽管该保密条款违反了《犯罪受害者权利法案》（CVRA，“Crime VictimsRights Act”）。

　　在本次由Preska法官解封的法院文件中，德肖维茨被提及了高达137次。被害人的指控文书、律师的工作文件、交叉询问中的问题等均有涉及。其中，有关德肖维茨的重要指控位于第124页证物C，“无名氏一号及无名氏二号诉美国联邦政府”一案中《无名氏三号与无名氏四号根据第21条提出联合诉讼的动议》（以下简称“动议文件”）。该动议文件中“无名氏三号的情况”一章，大量提及了无名氏三号对德肖维茨的指控，以及德肖维茨在爱泼斯坦案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前文已述，在2008年的认罪协议中规定，协议内规定的豁免条款向所有爱泼斯坦的受害者及公众保密。正因为该份保密条款的存在，政府向无名氏一号、二号、三号均隐瞒了协议相关内容。隐瞒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无名氏三号对认罪协议提出反对意见，因该协议会让公众对爱泼斯坦及其他有权势的个人产生极大关注，且很可能会阻止它在秘密的方式下结案[4]。由此，上述三位受害者认为，该保密条款违反了她们在《犯罪受害者权利法案》保护下的相关权利。

　　动议文件指出，爱泼斯坦在性侵未成年无名氏们后，将她们“借给”有权势或富有之人发生性关系，利用她们进行易。而在诸多爱泼斯坦的“权势好友”中，德肖维茨便是其中一位。以下为原文翻译：

　　“其中一位爱泼斯坦强制未成年无名氏三号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有权势的名人，为哈佛法学院前教授，亦是爱泼斯坦的密友，著名的刑辩律师阿兰·德肖维茨。爱泼斯坦要求无名氏三号在其未成年期间数次与德肖维茨发生性关系，发生关系的地点不仅在佛州，且包括纽约、墨西哥、美属弗吉尼亚群岛等的私人飞机上。除了参与虐待无名氏三号和其他未成年，德肖维茨还是爱泼斯坦及其几位同谋对诸多其他未成年实施的目击者。此后，德肖维茨在代表爱泼斯坦进行认罪协议的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事实上，德肖维茨帮助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该协议为爱泼斯坦及其同谋提供了免受佛州南区法院起诉的豁免权。因此，德肖维茨帮助达成了的，是一项可以保护他自己的协议，该协议为他提供了对抗无名氏三号在佛州针对他的刑事指控。因为该类广泛的豁免权一旦公开可能饱受争议，德肖维茨（与爱泼斯坦的辩护团队一起）与政府尝试使得上述豁免条款向所有爱泼斯坦的受害者及公众保密，尽管该保密违反了《犯罪受害者权利法案》。”

　　同时，在被提及的137次中，包含大量律师对证人的交叉询问。其中，有证言证明没有与德肖维茨发生过性关系的，如：

　　有证言通过转述原告“与德肖维茨发生过性关系”的说法来证明原告与德肖维茨是否发生性关系的，如：

　　——“基本上，她们想找到有人支持她主张的事实，因为当时德肖维茨——德肖维茨说什么都没有发生，并且说她是骗子。她只是想找到有人能支持她主张的事实。”

　　——“她说她被招募来做按摩、性按摩，且要和像德肖维茨和Andrew王子这样的人发生性关系。但我在当时对此一无所知。”

　　——“你是否知道Virginia Roberts讲的‘麦克斯韦指使她与安德鲁王子发生性关系’的话是实话？”

　　然而需注意的是，此次并非德肖维茨首次在爱泼斯坦系列案件中以“被控告人”的身份出现。2015年，一名同为爱泼斯坦案的受害者在向佛州南区地方法院提交的文件中，声称德肖维茨对其实施。对此，德肖维茨坚决否认了所有指控，并称自己是“一场勒索阴谋的无辜受害者”。2019年，VG声称德肖维茨与其发生6—7次性关系，德肖维茨对此强烈否认。随后，VG起诉德肖维茨诽谤，而后，德肖维茨反诉VG诽谤且蓄意为他造成情绪困扰。

　　而在此处不得不提及的一起案件是，VG诉英国王室Andrew王子一案，同样在2022年达成庭外和解。据传，英女王伊丽莎白帮助王子支付了巨额赔偿金，或为1200万英镑（一说1600万英镑）。

　　不得不承认，作为一名法学专业出身的刑辩律师，对德肖维茨的崇敬与向往，几乎等同于对“程序正义”价值的追求。但在其牵涉如此复杂的性侵系列案件时，想必大多数法律人都很难抑制自己审视的目光，去探索、拼凑庞杂证据材料下隐藏的德肖维茨的“真面目”。然而，通过研读解封材料可以肯定的是，Preska法官并未将案件的全部证据公之于众，换言之，法官是有所隐藏的，而她隐藏部分证据材料的原因及标准是什么，对她的采访却并未提及。因此，在没有审查案件全部证据的情况下，显然不能轻易判断指控是否真实，这是每一位法律人都应当明白的道理。

　　因此，基于现有公开的证据材料，并不足以证实德肖维茨曾对相关被害人实施过性侵的指控。

　　剥离了被指控人/嫌疑人的身份，德肖维茨在爱泼斯坦系列案件中又重新回到爱泼斯坦“密友”与“律师”的身份。通过研究该系列案件的发展进程，能发现一些明显诡异的操作左右了案件走向。如警方2006年在发现数十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情况下，在棕榈滩别墅挂满了未成年女孩裸体照的情况下，最终只以一项罪名提起公诉。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是否存在暗箱交易？是否确因爱泼斯坦通过肮脏手段和金钱结交的“朋友圈”，才得以在每一个环节都能为自己寻找“出路”？

　　如果说前述“出路”是隐藏于爱泼斯坦背后的庞大关系网，那与联邦政府签订NPA这一方式的选择与其内容的编写则可堪称“神作”。“辩诉交易”程序于律师而言自然并不陌生，是特定司法制度下平衡司法效率与个案公正的有效解决之法。但如何与检察官协商“交易”的内容，则对被告人的经济实力与律师的专业能力同时提出了考验。显然，NPA的存在让爱泼斯坦没有承受与其罪行相匹配的牢狱之苦，甚至因NPA的保密条款而未能使其遭到舆论的“鞭尸”。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上看，NPA将爱泼斯坦从可能面临的无期徒刑中“解救”出来，甚至帮助他隐瞒“罪行”，实在让人怒不可遏。但站在律师的角度上看，这份协议的存在真正体现了律师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与运用、对性侵类案件影响的把控甚至对案件产生的舆情控制等业务能力及谈判能力。

　　不必否认，德肖维茨就是主导促成NPA的律师，对当时的爱泼斯坦来说是绝对的“功臣”。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一辩到底：我的法律人生》中写道：“因为我的法律论证和调查工作，凶手获得了自由”“德肖维茨，你也要对挫败了司法，释放了这些杀人犯负责……某种意义上我确实要为此负责”。精湛的法学功底，高超的诉讼技能，这些都是德肖维茨得以抓住个案实体问题或程序漏洞的专业基础。而对爱泼斯坦而言，他有能力通过丰厚的资金购买昂贵且有效的法律服务，这才是他得以通过NPA大幅减轻罪责的根本。

　　这也是为什么经常看到评论提及，在美国，只要足够有钱就不怕犯罪，律师可以帮有钱人“脱罪”。事实上，平头百姓确实不具备足够的资金享有昂贵且有效的法律服务，而这，似乎竟然成为了法制发展进步的阻碍，影响个案公平正义的实现。反观爱泼斯坦案中的NPA，这样一份近乎“救命”的协议源自可能永远“不下庶人”的高奢法律服务，让爱泼斯坦这样的恶魔又能游荡人间，这真的是公平正义的实现吗？

　　在此次文件涉及的名单中，备受全球瞩目的莫过于物理学家霍金，原因不言自明。在一众键盘侠跟风调侃他的“身残志坚”后，网络热梗推主Defanzor MEMES杜撰了其“喜欢看没穿衣服的侏儒站在高高的黑板上解方程式”。

　　然而，在解封文件中仅有两处提及霍金，一处为爱泼斯坦于2015年1月12日发送至女友的邮件，其中甚至出现了对霍金姓名的拼写错误。邮件内容是要求原告VG的朋友或家人等站出来证明她的指控有误，包括澄清霍金未在维京群岛参加未成年人狂欢（orgy，我倾向于译为“聚众、淫趴”）。另一处是要求原告VG提供她与相关人员的影像资料，该相关人员名单中列有霍金。

　　因此，霍金是否真正与未成年女性发生了性行为一事，根据现有法院解封文件无法证实。但在文件提及上百位“名流”的情况下，一位已故之人却首当其冲，绝不能就此忽略媒体起到的转移视线、推波助澜的作用。

　　结合解封文件并纵观中英文媒体的相关报道，可以看到部分美媒虽在报道中不遗余力，但鲜少真正关注受害女性的遭遇与处境。多数媒体试图通过论述相关人员与爱泼斯坦等人的亲密关系，借机转移民众视野，为下届总统竞选提供庞杂的干扰信息。毕竟在自由美利坚，媒体作为党派喉舌，这是他们必须承担的政治任务。

　　然而，绝大多数媒体在报道时仍展露了多年来报道“性侵类案件”时男女不对等、不平等的通病，即“行动者隐形，受害者显形”。在报道爱泼斯坦系列案件的中文媒体中，绝大多数停留在“吃瓜”阶段，其报道内容未经原文求证，甚至翻译内容与原文相悖。其中，最直接的错误体现在针对涉案岛屿即性侵发生地的称呼（翻译）上。该岛是爱泼斯坦在U.S.Virgin Islands（美属维京群岛）中的一座私人岛屿，其本人称其为“Little Saint Jeffs”（爱泼斯坦名Jeffrey），媒体称其为“the Pedophile Island”（译：恋童癖岛）、“the island of Sin”（译：罪恶岛）或“Lolita Express Island”（译：洛丽塔快车岛）。而中文媒体却普遍称其为“萝莉岛”，甚至在某媒体2024年1月15日发布的视频中，原告VG在说出“the Pedophile Island”时，下方中文字幕仍赫然写着“萝莉岛”。

　　（VG说出“the Pedophile Island”，中文字幕译为“萝莉岛”。从单词原意及上下文理解都应译为“恋童癖岛”，VG随后说道“但这个名字不是爱泼斯坦取的”才符合逻辑。）

　　“Lolita/洛丽塔/萝莉”一词无论在中、英、日文语境中，皆指具备“吸引年长男性”属性的未成年少女。且在该词汇的出处Vladmir Nabokov的原著“Lolita”《洛丽塔》中，讲述的亦是中年男主人公与未成年女主人公的恋爱故事。简言之，“萝莉”一词背后蕴含的文化与“性”有关，其指代的群体不是普通的未成年女性，也不能指代全部未成年女性。

　　语言结构作为文化载体，显示着意识形态与相应的权力运作方式。媒体所呈现的内容，是社会成员依据其所在的位置以及长期习俗、文化、教育之影响（客观真实）所产生的心态（主观真实）。媒体所显现出的问题，不只是媒体本身的过错，而且是基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共有、共享的价值观[5]。

　　媒体大肆使用“萝莉岛”指代案发地点，是在潜移默化中将涉案未成年被害人遭遇性侵害“合理化”，是媒体在引导公众思绪，让不知情、不深究、不思考的“吃瓜群众”借由一个词汇浮想联翩，贡献点击量。将一个挂满未成年少女裸体照片、数十位未成年少女遭受、、被迫参与聚会的罪恶之地命名为“萝莉岛”，回避了“恋童癖”这个完全对施虐者进行否定性评价的词汇，掩盖了施虐者罪恶的同时，用“性化”的未成年女性创造无限遐想，牺牲被害者名节，其用心不可谓不险恶。

　　于我而言，本系列案件中，相关受害未成年女性的来源、经历及生活现状更让我关注，尤其是案件背后可能牵涉的人口贩卖问题，甚至是阴谋论中基于“光明会”“共济会”的信仰而针对未成年人的献祭更令我不寒而栗。同“上海小红楼”案相类似，看似行为模式单一的法律事件，却不能完全用法律来解释，这似乎已是每个“法治”国家都亟待解决的问题。毕竟，即便是在爱泼斯坦已死、其女友判处20年监禁的当下，相关“同党”依然逍遥法外，纸醉金迷地活在连舆论审判都可能无法触及的“乐土”。想彻底解决这个矛盾，似蚍蜉撼树，先倒下的甚至最终倒下的，似乎永远不可能是树。

　　[5]林芳玫《女性與媒體再現：女性主義與社會建構論的觀點》第四章“《案新闻文本分析：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